編者按

　　近年來，各級人民法院積極貫徹執行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法規，正確、及時審理知識產權案件，不斷進行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中國探索”，加大民生領域以及互聯網、電子商務等新業態新領域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并以發布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狀況白皮書、十大知識產權案件、大法官開庭審理知識產權案件等形式，加大宣傳力度，保護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促進了社會主義文化和科學事業的發展與繁榮。

　　從今天開始，政法·司法版推出“聚焦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系列報道，敬請關注。

　　北京上海廣州3家知識產權法院銳意創新大膽進取

　　知產司法保護“中國探索”展示全新形象

　　□聚焦知識產權司法保護

　　□ 法制網記者 李想

　　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審判工作白皮書近日“出爐”。據悉，這不僅是上海知識產權法院發布的首份審判工作白皮書，也是第一次以中英文對照本形式向國際國內發布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狀況。

　　2014年11月6日，全國首家知識產權審判專業機構——北京知識產權法院誕生。隨后，上海、廣州兩家知識產權法院相繼成立?！斗ㄖ迫請蟆酚浾卟稍L3家知識產權法院了解到，一年多來，3家知識產權法院銳意進取、大膽探索，通過專業審判為知識產權保駕護航，創造性地采取多項工作舉措，展示了我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全新形象。

　　侵權制裁力度加大

　　廣東省深圳市青年作家賈志剛創作的《賈志剛說春秋》，長期在卓越網歷史類圖書銷售排行榜中位于榜首，卻遭到嚴重侵權。2015年，北京知識產權法院終審判決，涉案出版社和佛山電臺侵權成立，須公開致歉，賠償賈志剛各項損失61萬元。

　　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副院長陳錦川認為，這一案件判賠數額是正常報酬標準的3倍至3.5倍，“這樣的懲罰力度史無前例”。

　　侵權成本低、維權成本高，是知識產權領域長期面臨的一大痼疾。為此，北上廣知識產權法院對癥下藥，不斷加大侵權損害賠償力度，以市場作為知識產權價值的最佳參照系，探索符合市場規律和滿足權利保護要求的損害賠償新機制。

　　比如，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在“榨汁機”發明專利侵權案中，以專利法規定的100萬元法定賠償額上限確定賠償數額；在“Moncler”商標侵權案中，以商標法規定的300萬元法定賠償額上限確定賠償數額。

　　北京知識產權法院不斷完善侵權責任承擔方式，鼓勵法官以判決停止侵權、銷毀專用生產模具、銷毀庫存產品等方式，讓侵權者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防止重復侵權，避免權利人“贏了官司、丟了市場”。

　　3家知識產權法院對于知識產權惡意侵權行為絕不手軟，通過加大重復侵權、不履行生效判決等惡意侵權的懲戒力度，加重侵權代價，從而有效遏制、威懾侵權行為。

　　在江蘇紅螞蟻裝飾設計工程有限公司與上海紅螞蟻裝潢設計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標權系列上訴案件中，上海紅螞蟻公司及其分公司在前案已被判令停止侵權的情況下，仍然實施商標侵權行為。

　　雖然江蘇紅螞蟻公司未在上海開展業務，不存在經濟損失，但考慮到上海紅螞蟻公司等的主觀惡意，為加重其侵權代價，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判令上海紅螞蟻公司及各分公司承擔共計16萬余元的賠償責任。

　　技術調查官顯身手

　　技術類案件是知識產權法院受理案件中的重要類型。

　　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審判工作白皮書顯示，2015年，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受理涉專利、計算機軟件、技術秘密等技術類案件共計805件，占一審案件的97.81%，上述案件大多涉及技術研發、成果轉移以及產業化等科技創新中的利益分配、成果歸屬、權益保護等問題。

　　確保技術類知識產權案件的審理質量，是知識產權法院的重要使命之一。為此，北京知識產權法院積極探索多元化技術事實查明新機制，在司法鑒定、專家輔助人、專家咨詢等現有技術事實查明機制基礎上，充分依托首都區位和智力資源優勢，借助具有相關專業技術背景人民陪審員的參審作用，確保裁判結果的科學性和專業性。

　　2015年10月22日，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成立專門的技術調查室，探索技術事實查明新機制。首批任命的37名技術調查官和27名技術專家分別來自國家機關、行業協會、科研院所、企事業單位等，覆蓋通信、光電、材料、化學、醫藥、機械等知識產權審判中的常見技術領域。

　　記者了解到，截至2015年12月31日，技術調查官已在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審理的11起案件中出庭，并在29起案件中提供專業技術咨詢，為法官優質高效審結技術類知識產權案件提供重要輔助。

　　2015年4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案例指導研究（北京）基地（簡稱基地）在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掛牌成立，率先探索案例指導理論和實踐問題。2015年，通過在60余起案件審理中援引在先生效裁判，有效實現同案同判。

　　團隊辦案提質增效

　　人案矛盾是全國法院面臨的普遍性問題，也考驗著知識產權法院的管理智慧。

　　據了解，2015年，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受理各類知識產權案件1641件。與成立之前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4年所受理知識產權案件總量相比，受案總數上升126.66%，民事一審、二審案件分別上升90.51%和335.87%。

　　記者發現，推行法官團隊辦案模式、大幅提升審判效率，是知識產權法院就對案多人少的重要舉措。

　　北京知識產權法院突出法官主體地位，以法官團隊為基本辦案單元，推行“1名法官+1名法官助理+1名書記員”的法官團隊辦案模式。

　　2015年，北京知識產權汗院第一批遴選法官組成的18個一線法官團隊，平均收案370件結案236件，較2014年同期全市三個中級法院知識產權庭法官106件的人均結案數大幅提升92％。第二批遴選的20名法官履行審判職責以來，3個月審結案件521件，彌補了審判力量的短缺。

　　在一線法官團隊之外，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注重發揮院庭長作為資深法官的帶頭引領作用，依托“院長開庭周”工作機制，實現院庭長辦案常態化。2015年，由院庭長組成的7個法官團隊共收案763件，審結602件，審結案件數占全院總結案數的11％。

　　院庭長辦案常態化機制，同樣在上海、廣州知識產權法院形成。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制定院庭長辦案規定，明確院庭長包括審判委員會委員帶頭辦理重大案件的范圍、數量等；廣州知識產權法院將院庭長直接編入合議庭審理案件。

　　記者從3家知識產權法院了解到，注重調解、和解在糾紛化解中的作用，不僅能緩解人案矛盾，還能實現科技創新成果的產業化和知識產權價值最大化。

　　上海知識產權法院推進糾紛實質解決，調解撤訴案件超過40%。全年各類案件調解撤訴共計394件，占審結案件的42.23%，其中有不少社會關注度高、意義重大的案件。

　　惠普發展公司與胤嘉貿易公司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案，是上海知識產權法院成立后受理的第一案。案件爭議的技術事實較為復雜，最終在合議庭主持下，原、被告達成一攬子協議，該案及相關系列案件共6件案件均順利以調解結案。

　　惠而浦（中國）股份有限公司與上海榮事達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標權糾紛案，是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審理另一起具有典型意義的案例。此案涉及被告“榮事達”字號與原告榮事達商標之間的權利沖突及邊界問題，經法院主持調解，雙方就如何規范使用“榮事達”商標及字號達成一致，不僅明晰了各自行為邊界，對于規范市場競爭秩序也具有重要意義。